孙志刚案件发生后，媒体鼓噪于前，学者呐喊于后，而以正义为业的律师们却沉寂了。律师作为一个整体在这起由民间发起的护宪运动中，乏善可陈。能言善辩的律师们，你们在哪里？如果你们发出过呼声，声音为什么那么微弱？为民生呐喊是律师们的光荣使命，但律师们却失声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以为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律师们没能有效地组织起来。他们像一个个散兵游勇，面对着庞大的权力集团、利益集团，无能为力，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。

   虽然法官们脱下了令人畏惧的警式制服，披上了儒雅的法官袍；虽然检察官们脱下了令人畏惧的警式制服，穿上了干净利落的西装；虽然自重身份的律师们不甘落后，套上了律师袍。然而，这些表相的变化不能改变这样的基本事实，这就是，就整个法律职业界——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律师而言，律师是一个弱势群体。公安人员可以随意地监听律师与其雇主之间的交谈；恼羞成怒的检察官可能将律师送进监狱；法官大人们虽不至于如此无礼，但他们可以蔑视律师的存在，——你辩你的，我判我的。一个专断的法官可以视律师为无物。律师与法官宴会时，法官大人们总是高居，左顾右盼，神采飞扬；而律师们不过是买单的角色，小心奕奕地陪笑，认认真真地买单。对于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角色，律师们早已习以为常了，有的律师不以为耻，反以此为荣，以能为法官买单为能事，时常喜形于色地告知亲朋好友，昨晚又和某某法官……。律师的这种弱势群体地位使得律师在中国的民主政治舞台上失声了。

   律师队伍甚至中国社会的这种沙化的格局并非始于今日。早在二十世纪初，孙中山就曾将中国社会形象地比喻为“一盘散沙”；毛泽东在其的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”中，也专辟章节，谈论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。“组织起来”这一命题之所以如此重要，是因为人民如果不能组织起来，面对权力阶层、资本阶层和其它社会强势阶层，他们只具有被盘剥的命运，沦为赤贫，沦为流民，终，沦为暴民。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海瑞说过：“百姓口小，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。”收容遣送这一违宪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而未被废止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工组织的缺失。背井离乡的民工与乡土失去了联系，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和代言人，在城市里流浪，成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成为一粒粒无人留意的、随意漂浮的尘沙。议会里鲜有他们选举的代表，法庭上难见他们的律师，媒体上他们被称为“盲流”，他们是一盘散沙——谁为“盲流”谋幸福？相对于庞大的政府以及有组织的市民队层来说，他们等若轻尘。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金钱之余，还带来无奈、怨恨和仇视，这些怨恨和仇视如得不到及时化解，终可能诱发社会动荡。

   据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记载，崇祯末年，盗贼四起，人们都以无田为幸事。田的成色稍差，白送可能没人要的。农民逃亡过半，流民遍天下，结果李自成揭竿而起，天下率相呼应而明亡。吴思在其《潜规则——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》一书中感慨道：“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队的后备军”。这真是警世名言啊。

   “组织起来”的根本利处在于，由于人民分属于各种不同的组织，他们的利益可以通过“组织”自致于上，并通过组织在法庭上、议会中、媒体上进行有序的抗争，形成新的社会规则。可以肯定地说，“组织起来”是法治的前提，是社会稳定的保障——团结才有力量。这一命题不仅对于民工适用，对于律师以及社会各个阶层同样适用。如果律师们不能有效地联合起来，律师们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发言权，而且，在私人生活中也难以更改“买单”的命运。 

        改组官办的律师协会，使其真正民间化，让律师们自发地组织起来，团结起来，将律师的命运掌握在律师们自己的手中，而不是政府的手中，这不仅是律师们的个人利益所在，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在。